“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是2019-2020年從中央到各地均需集中力量推進完成的戰略工程。在“十三五”漸近尾聲之際，如何研究形成“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基本思路和規劃綱要，形成精確可行的轉型發展戰略藍圖和策略舉措，已成為各級政府部門亟需攻克的重點。
華略智庫理事長、戰略規劃研究中心主任姚榮偉，結合自己多次參與五年規劃編制和多年決策咨詢工作經驗，將最新思考形成《未來已來，何以競勝——“十四五”規劃編制前瞻性研究系列研究》，特此推送，以饗讀者。
從新中國建立到現在，我國已歷13個五年規劃時期。“十四五”規劃雖是“規定動作”、常規性工作，是以往五年規劃的延續，但我們面臨的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新機遇、新目標、新任務大不一樣。
總的來說，“十四五”時期是我國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的關鍵時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從未像今天這樣離我們如此之近，但我們遇到的各種內外風險和挑戰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也是為什么“十四五”規劃具有新時代特征和繼往開來里程碑意義的內在邏輯。
如何研究形成“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基本思路和規劃綱要，形成精確可行的轉型發展戰略藍圖、路線圖和策略舉措，已經成為事關我國和各地實現新舊動能根本轉換、及時搶占競爭C位優勢、橫渡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一招”。
因此，高度準確預判“十四五”國內外的大局大勢，創新提出階段性系統性的對策舉措清單，至關重要。在這方面，目前已經有許多很好的觀點和見解。在此基礎上，上海華略智庫對“十四五”大局大勢和規劃編制要點的基本判斷是：
“十四五”規劃編制既有歷年五年規劃的常規性、延續性做法，但由于面臨的內外發展環境、發展趨勢均發生了根本變化，經濟社會轉型的發展方向、發展方式都需要做出重大調整，基本思路和規劃綱要編制的研究重點與策劃路線也要做出重要創新。
力爭成為一個符合新時代、迎接新挑戰、推出新舉措、實現新轉變、奠定新基礎的歷史性行動綱領。
上篇：
未來已來，制高卡位和風險把控勢在必行
謀局必先謀勢，謀定方能后動。
當前國內各界對改革開放、社會治理、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等重要領域的基本共識，在此無需再贅述。就我國面臨的內外環境演變趨勢及其深遠影響，我們有以下五大基本判斷：
判斷一：進入兩個百年歷史交匯期
“十四五”時期的五年（2021-2025），是中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非常關鍵的五年。
國內既要鞏固提升、結算奠定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成果，更要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2049建國100周年）第一階段（2021-2035第一個15年）奮斗目標即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開好局、起好步打下堅實基礎。
在這“兩個百年交匯期”，我們理解中國即將邁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首先歷史任務將從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逐步轉到強起來，要全面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動中國從世界邊緣轉向世界中心，成為世界一流強國。
其次，主要矛盾已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民生保障不再是簡單托底數、滿足基本需求，而是要抬基數、實現高品質生活。
【單從2019年上半年我國進口貿易來看，上半年部分重要機電產品、優質消費品進口都實現了較快增長。比如美容化妝品及護膚品增長46.5%，水海產品增長39.1%，電動載人汽車增長92.1%，顯示出我國國內消費升級和政策紅利的釋放】
最后，競爭格局正在從梯隊追趕發達國家轉化為局部同臺競技，許多重大創新需要處在世界前沿攻堅突破，許多重大問題需要獨創研究解決，追隨者開始向領路者轉型。
這三個標志性轉變，意味著“十四五”規劃編制既要對準國內或國外最高標準繼續實施追趕策略、實行高水準開放，還要結合自身國情和區域格局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人民高品質生活、社會高效率管理、民生高水平服務、城市高智能管理等方面闖出一條新路。
尤其是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廣州等國內領軍城市更是肩負重任，“十四五”期間需要向全球城市前列、世界創新策源等目標全速挺進。
8月18日中央發布《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就是明證。
【《意見》明確指出：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質量要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一流，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質量發展成為全國典范，城市綜合競爭力世界領先，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到本世紀中葉，深圳要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
判斷二：進入外部劇變沖擊凸顯期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世界發展環境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個大變局從全球格局來看，主要是指近年來國際形勢多變急變、黑天鵝灰犀牛事件多出迭出，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涌動躁動，全球投資貿易格局、全球科技創新格局、全球金融貨幣格局、全球多元治理體系等都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革。
從更深層次和更聚焦意義上說，我們粗淺理解，核心問題還是指中國和美國綜合競爭尤其經濟科技競爭從合作為主、競爭為輔轉向了競爭為主、合作為輔的新格局。
這也是美國奧巴馬政府曾經提出的中美梯次共治——實質美國占據高端、中國立足低端的設想破滅后，美國對中國近年崛起產生了強烈的競爭心態和不安全感，對中國采取了高壓、打壓和擠壓的競爭策略。
中美之間全面競合將成為貫穿“十四五”甚至更長歷史階段的標志性大概率現象，這將對全球政治經濟發展格局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非常深遠的影響。
美國以逆全球化作為對外經貿關系的基本政綱，中美雙邊關系和全球經貿格局進入艱難重構期。外部發展環境的種種巨變，將對國內各地大對外開放帶來嚴峻挑戰：
第一，外需緊縮或成新常態。這種出口緊縮新常態與國內去產能、去杠桿等產生疊加效應，將給我國經濟特別是外向型經濟突出的地區帶來更大下行風險。尤其是部分對外貿易活躍的沿海地區、園區和企業等，可能會因為我國與某國有貿易摩擦而遇到重大經營困難。
第二，規則調整壓力加大。我國在降低關稅、開放市場、保護知識產權、削減國有企業補貼等諸多方面將面臨來自美國的高標準壓力，也有可能同步面臨其他發達經濟體效仿美國提出的類似“公平貿易”的要求。
第三，利用國際資源障礙更多。目前日歐已宣布建立零關稅自貿區，如果美國與歐盟也達成協議，將使發達經濟體逐漸形成零關稅貿易圈，勢必會給我們降低關稅帶來更大壓力，將嚴重沖擊我國的制造業穩定發展。
在此背景下，許多跨國企業在選擇投資目的地或擴大生產線時，就有可能考慮成本因素而有更多的選擇。從電子產品制造業來看，部分知名制造商開始選擇在越南、泰國建廠。
這意味著，過去主要依靠外資規模進入、工業規模出口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十四五”時期國內各地既要堅定不移擴大開放，獲取寶貴的全球高端要素資源，也要立足產業自主可控的基底，強化產業技術、商業模式創新，在若干重要行業領域，培育一批本土創新型企業，這是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基底。
判斷三：進入動能轉換風險管理期
2018年我國人均GDP逼近1萬美元，已經邁入中上等收入階段。“十四五”期末有可能突破1.5萬美元，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實現經濟高質量高能級發展，這是樂觀預期的模擬判斷。
但同時，“十四五”時期也是國內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新舊動能轉換、經濟平穩增長、政府財政稅收存在低速失速的可能，經濟和社會風險底線管理將成為今后五年各級政府需要進行提前預備的重大必備工作。
主要判斷依據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國內制造業面臨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高端打壓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中低端擠出的雙重擠壓。特別是美國對華技術制約，可能破壞我國電子信息產業鏈完整性，給企業帶來類似中興事件的打擊。
另一方面，國內制造業也面臨成本快速上升、金融去杠桿、環保約束強化、快速老齡化、“脫實向虛”等方面的影響，傳統優勢領域出現了部分企業加速向外轉移的現象。
特別是受中美貿易摩擦沖擊，部分跨國企業訂單外轉加強，企業開始考慮產能外轉，布局新建海外工廠，企業外遷意愿提升。
【據統計，我國沿海地區人工成本是柬埔寨的4.3倍、越南的2.7倍、印度的2 倍；廣東工業用地出讓單價約為美國中西部的4-6倍、越南的1.5倍。2018年以來，東南亞投資熱度快速提升，英特爾、富士康等跨國企業、著名代工企業紛紛到印度、越南等國布局】
這就意味著，“十四五”期間，國內部分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可能會集中高頻發生，產業轉型將面臨青黃不接的風險考驗，尤其是部分欠發達地區新舊產業斷檔風險可能高企。
同時，“十四五”期間如何確保我國經濟在持續穩定增長中推動創新轉型加速并實現高質量發展，將成為五年規劃最主要的挑戰和重任。
對于發達地區而言，既要鞏固制造業的優勢和占比底線，防止傳統產業轉移過快或“二轉三”過多導致產業空心化，更要加速培育創新型領軍型企業，培育高質量的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
對于欠發達地區而言，需要著重改善自身的營商環境和區位優勢，利用好重大交通設施改善的優勢（比如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的機遇），加大力度吸引發達地區合適的產業梯度性、系統性轉移和落地。
也要適度布局具備比較競爭優勢的新興產業，防止在新一輪競爭格局中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最后甚至被邊緣化的風險。
判斷四：進入卡脖子高技術猛攻期
我們對于“十四五”期間世界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變化趨勢的重大判斷，就是人工智能產業（AI+）將在今后五年進入臨界爆發期，給世界各國和國內各地產業發展帶來極其深刻的影響，有可能深刻改變世界主要大國在未來幾十年里的產業發展位勢。
據《第四次工業革命》預測，2025年之前美國將大概率出現機器人藥劑師，無人駕駛汽車將占到美國道路行駛車輛的10％，30％的企業審計由人工智能執行，家用電器和設備占到一半以上的互聯網流量，第一個人工智能機器將加入公司董事會。
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產業將“以更快的速度、更廣的范圍整合和重構全球價值鏈條”，有可能會帶來國家之間競爭的“贏者通吃”。
反觀國內，目前國內關鍵基礎材料、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等對外依存度仍在50%以上。
大量的集成電路、汽車、儀器儀表、顯示面板、自動數據處理器、飛機和航空器、電子元器件、醫療器械等產品，其核心控件大多依賴國外。
如機器人高精密減速器、高性能伺服電機和驅動器、高性能控制器、傳感器和末端執行器等五大關鍵零部件均來自于進口。
更重要的是，美國等對中國引進技術和對外投資正在進行“卡脖子”，對我國先進技術出口和國企對外并購嚴加限制，這將對我國利用國外技術、品牌等優質資源促進國內發展造成重大影響。
對此，“十四五”時期中央和國內各地必將加速實施《中國制造2025 戰略》，著眼建立自主可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聚焦集成電路芯片、生物科技、航空航天、核心部件等一批“卡脖子”關鍵前沿技術短板。
史無前例地提高研發創新投入，全面加強核心技術攻關，加快研究實施關鍵零部件、核心技術的可替代性措施，力爭在自主可控方面實現歷史性突破。這也將成為國內諸多領軍城市“十四五”期間科技創新的主題主線。
判斷五：進入要素資源稀缺爭奪期
“十四五”期間由于國內各地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在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要素特別是高端資源的爭取上也已經出現了兩個現象級事件：一是土地、財政和環境資源壓力迅速抬升；二是政策、平臺和人才爭奪張力迅速鋪開。
這實際上預示著，各地在經濟產業轉型升級方面的競爭，既是招商引資和產業培育的競爭，也是關鍵資源和上位支持的競爭。
在資源稀缺性方面，建設用地指標在國內發達地區已經日益匱乏，完全進入依靠城市更新改造盤活存量土地的時代。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區用地指標非常緊缺，重大項目數年“一地難求”也早已成為常態。
部分中心城市由于存量土地盤活成本居高，不得不通過“二轉三”建設商辦樓宇，這不但加劇了商辦樓宇過剩現象，更減少了先進制造業的發展空間。
同時，近年來各地政府明顯加大了環境整治力度，大批量淘汰了落后產能，但同時由于全區域執行嚴格的氮磷排放標準，導致生物醫藥、新型化工等產業無法通過環評而落地。
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凸顯，各地政府財稅收入的陸續結束了高速增長時代，部分地方政府稅收甚至出現了絕對下降。因此，“十四五”時期公共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將作為問題凸顯出來。
在資源競爭性方面，2018年最著名的就是爆發了全國百城“搶人大戰”，紛紛推出優惠的人才政策鼓勵落戶本地。
東部沿海地區中心城市陸續推出了尖端人才專題引進計劃，推出巨額資金支持吸引高端人才團隊創新創業，大力加強對平臺型機構包括互聯網平臺企業、國家級研發設施平臺、估值10億美元以上獨角獸企業、高能級峰會論壇等的爭搶，以重大功能平臺落地推動相關產業集聚。
特別是近年來上海、深圳、北京、杭州、雄安等地全面加大了對制度先行和政策扶持的爭取，自貿區新片區啟動、科創板以及注冊制試點、外籍人才個稅15%封頂、服務業全面擴大開放直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設立等，給政策落地地區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領先優勢和品牌效應。
“十四五”期間，如何解決關鍵要素資源盤活問題、獲取國家支持開展先行試點，將成為決定一個地區轉型升級能否成功的“制勝一招”。
本文是華略智庫關于《未來已來，何以競勝——“十四五”規劃編制前瞻性研究系列研究》的首篇——《未來已來，制高卡位和風險把控勢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