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兩個月，我們就將邁入“十四五”時期。“十四五”是我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十四五”規劃建議將為今后一個時期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指明方向、勾畫藍圖。10月29日，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全文發布，這份公報是我們提前了解“十四五”規劃建議的重要窗口。

“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都有哪些？未來深化改革的五年中，有哪些“難啃的骨頭”不能再拖？“十四五”期間，貨幣與財政如何更好協調配合？“創新”如何才能夠真正融入國家發展的血脈之中？中國如何向“零碳經濟”邁進？

聚焦以上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劉元春接受了CF40研究部專訪，并就“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多個關鍵問題分享見解。

“十四五”時期，中國面臨五大挑戰

Q：“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最主要挑戰有哪些？

劉元春：第一個挑戰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穩步邁向高收入國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常態化地保持高質量的增長，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是中美之間的博弈。如何克服目前這種不對稱博弈所帶來的沖擊、如何能夠全面突破來自美國的封鎖和戰略遏制，這在未來五年是一個核心關鍵點。

在這個關鍵點上，第一是創新方面要有實質性突破，特別是要在關鍵技術、核心技術領域取得全面突破。第二，要通過高水平開放來打造新的競爭平臺，形成新的競爭力。

第三個挑戰是我們在關鍵領域的一些改革，必須要全面實施、保證落地，真正激發各階層微觀主體的積極性，這是一個持續性的問題。

第四個挑戰是目前我國的社會發展相對于經濟發展還比較滯后，不平衡、不發達的問題在一些民生領域反映比較突出，安全網還不夠牢靠。

第五個挑戰就是分配攻堅戰。要真正改善目前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兩極化現象，縮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和區域收入分配差距，使中等收入階層能夠明顯擴大，從而激發潛在的消費能力。

Q：您提到在關鍵領域的一些改革要真正落地，“十四五”期間有哪些“難啃的骨頭”不能再拖了？

劉元春：在這次公報里面，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被放在了最核心的位置。總書記在2013年時就曾反復強調這個問題。

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關鍵在于政府的改革，也就是說，必須要通過構建服務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數字政府，讓政府的定位和管理職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從而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

第二個核心點是要素市場改革。其實，近幾年的改革計劃，尤其是今年4月份出臺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都已經將要素市場改革作為重中之重，因為我們的產品市場改革已經基本上完成，但是要素市場改革還沒有完全破題。

我認為，以上兩個方面是最核心的兩項改革。

深化再分配改革 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Q：全會提出要抓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您之前也一直在強調要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擴大內需為什么是戰略基點？接下來在擴大內需方面如何發力？

劉元春：擴大內需戰略所涉及的問題非常多，它同時也是我們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后需要推出的一個很重要的戰略。內需與供給之間形成高水平動態平衡，這是實現國內經濟循環暢通的關鍵，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

只有擴大內需、激發消費潛能，才能夠真正使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發展邁上新臺階，我們才可能利用超大規模市場來形成戰略競爭力。只有超大規模市場上一個新臺階，我們的分工體系才能進一步深化，我們在國際上的談判力和國際競爭格局才會有所改變，我們也才能利用這個超大市場來孕育創新和改革。

那么，如何有效刺激消費、擴大有效需求？這需要進行一些基礎性的改革和體制機制的調整。我們所說的擴大內需戰略，與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有本質性的差別。我們所說的戰略，要深入解決體制機制問題，深度解決一些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是兩方面——

第一，要通過收入分配改革來解決消費潛力的問題；第二，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激發新的消費領域，從而拓展消費空間，彌補高端消費的流失。

最后，就是要通過所有制的改革深化，來擴大投資的空間。

Q：收入分配改革，尤其是擴大再分配，是提振內需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著力點。您對此有何建議？

劉元春：我們在公報中看到了2035的遠景目標，明確提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現在距離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差距較大，這也意味著我們未來需要的增長動能，其規模、速度都不小，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

遠景目標還提到，中等收入群體要顯著擴大。中等收入全體的擴大就必須要依靠再分配的調整。再分配改革分為幾個方面：

第一，初次分配的改革，就是要改變目前個人工資收入、企業利潤、政府稅收這三者之間的比例格局。

目前，城鎮職工工資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2%左右，這個比例太低，居民總收入占GDP的比重還沒超過50%。這種窮居民、富企業、強政府的格局，對于下一步提升消費潛能是非常不利的，必須要改變這種格局，而這就需要在工資形成機制、利潤分配機制和稅收體系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改革。

第二，再分配體系的改革。

首先是不同收入階層的改革，必須對高收入階層、對資本利得進行征稅，要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

第二，要完善整個社會福利體系，使更多低收入階層能夠享受到有效的、充足的社會保障。在這方面又有兩個關鍵問題，一是要進一步提高社會福利體系的覆蓋性，二是要全面加強其全國統籌性。實際上，由于地區差異、部門差異，再分配工具有些時候反而成了一個不公平的源頭。

再分配體系中，還要對稅收工具進行深化改革，特別是要在財產稅等方面做大文章。要從目前的流轉稅向財產稅、所得稅進行轉移，并且所得稅遞進的層級要有所提升。

可以看到，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個系統性的超級工程，是觸動深層次利益結構的改革。一般來說，如果能夠在一個快速增長過程中進行這類改革，其帶來的沖擊或壓力會相對緩和。所以說，如果我們要實現2035年的遠景目標，現在就要在戰略上進行全面設計。

現代財稅金融體制要注重收支匹配

Q：全會提出“要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在您看來，現代財稅金融體制有哪些特征？應如何建立？

劉元春：第一，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應注重“收”與“支”相匹配的問題。尤其是，我們應在稅基方面做出一些重大的調整和改革，來適應未來納稅人的支出需求、支出結構的變化，使財稅金融體制真正服務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有效需求的提升。

第二，財稅金融體制之中，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有必要進行更深層次的調整。比如，地方的財權和事權應有更好的匹配性，在中央集中管理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激發出基層的積極性。

第三，財政政策本身，應利用好財稅體系，很好地發揮“內在穩定器”的功效，在市場中發揮其逆周期調節的作用。這方面也對我們的財政功能提出了要求，要從一些傳統定位更多地向服務型政府、法治型政府來轉型，構建出一個現代公共財政制度。

Q：“十四五”期間，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實現更好協調？

劉元春：目前來看，我們的貨幣政策有必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更深層次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應該說，“十四五”時期的貨幣政策應更注重整個體系的科學化、完善化。

但是還需注意，貨幣政策本身所面臨的挑戰也是非常大的，因為“十四五”期間，我們還面臨著一些比較大的壓力，比如債務率過高帶來的壓力，再比如經濟“脫實向虛”風險帶來的壓力。

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這就表明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戰略還需進一步的實施、推進、落地，這也意味著，貨幣政策支持實體經濟的明確性、滲透性亟需進一步提升，尤其應該在工具創新這方面繼續發力。

展望“十四五”時期的發展，我們所需實施的規模巨大的工程項目應該會非常之多。由此，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更好的協調配合非常重要，我們依然應該堅持以項目為主體、以財政政策為主導、以貨幣政策為配合的方式，確保資金流向更為準確，更進一步體現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適配性定位。

Q：您剛才提到，財政資金要確保資金流向更為準確。近期，關于建立常態化的財政資金直達機制以提高財政資金效能的討論較多，您對建立常態化財政資金直達機制有何看法？

劉元春：事實上，財政政策也好，貨幣政策也好，其精確性、直達性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應該是多方面的，有時我們不能過于依賴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行政性舉措，不能完全以此向中小微企業進行滲透。

從根本上來看，第一，我們需要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尤其應注重完善信號傳遞，使各類市場主體對市場的信號有更為精確、更為靈敏的認識。

第二，資金的準確流向還有賴于科技賦能。科技的進一步發展完善能夠幫助減少資金匹配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性，有助于幫助解決中小微企業在信息披露方面、抵押品缺失方面以及很多其他方面所面臨的一系列現實問題。科技賦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金融工具和財政工具的創新，也有賴于市場體系的多方面完善，應該根據整個市場的風險變化來進行創新。

實際上，近年來我國在貨幣直達工具、財政直達工具等方面已經進行了很多很好的創新，在普惠金融領域實現了飛速的發展。應該說，在直達工具方面，我們已經做到了世界最好了。

Q：全會提到“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您如何看待當前宏觀經濟可能存在的“脫實向虛”風險？

劉元春：全會提出“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很重要的一個背景在于，很多國家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過程中，都出現了資產泡沫化、產業空心化等問題，這些問題使得國家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實力不僅沒有得到提升，反而走向弱化，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

第二，總覽當前的國際環境，各國貨幣政策、財政貨幣極度寬松，多個國家采取零利率、負利率政策，整個經濟脫實相虛的風險非常之大。特別是美國，應該說其脫實向虛的壓力已經出現。我國尤需避免在高債務、低利率、低增長的階段出現經濟脫實向虛的可能。

第三，務必要注意到，實體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高新技術的發展，是我國提升綜合國力的一個核心。此次公報提出“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是近幾年中國金融戰略和產業發展戰略的一個核心基點，是一以貫之的。

利用好國家創新體系 突破“卡脖子”技術

Q：全會提出，“要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創新”也是公報中反復提到的一個關鍵詞。您認為，完善國家創新體系還需要破除哪些體制機制障礙？如何避免中央一出戰略，各地就盲目上馬引進高新項目的現象？

劉元春：創新是最為關鍵的，但與此同時，創新也是最為資源緊缺的。由此，“十四五”規劃里面，創新成為第一個關鍵戰略舉措。

第一，“十四五”期間我們亟需突破關鍵技術、核心技術方面的瓶頸問題，這一點非常重要。過去這些關鍵技術、核心技術的障礙沒有得到突破，部分原因是我們在創新過程之中的問題導向性還不是很明確，未來，我們要進一步利用這種國家創新體系來重點突破。

第二，我們在基礎創新領域的研發投入太少。與美國相比，我國對于基礎創新領域的投入比重足足少了十多個百分點。因此，想要在基礎創新領域要實現一些關鍵性的突破，還需要利用國家創新體系，加大研發投入。

第三，創新是一個鏈條，而不是單一環節，這就需要我們在基礎理論、技術創新、人才團隊還有技術轉化應用等多個環節，針對不同機制體制進行調整和改革，而不是一刀切地在某個方面推行某種制度，我們需要對此有一個重點的認識。

目前國家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為核心戰略，確實很多地方出現了一擁而上的現象，比如科技園區、高新技術園區遍地開花。我們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據不同環節、不同區域的創新基礎、創新層級來進行相應布局。在這個方面，可能國家應出臺新的戰略規劃，而不能籠而統之。

把“零碳經濟”提升至戰略高度

Q：總書記在聯合國大會上就氣候問題做出重大承諾，即中國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國際社會廣為關注。作為“十四五”時期的一個重要內容，公報也提出要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您認為，中國應該在發展零碳經濟、綠色經濟方面采取哪些行動？金融體系如何更好支持綠色發展？

劉元春：首先，要把零碳經濟作為我們未來綠色發展美好生活的一個戰略支點，換言之，要把零碳經濟、綠色經濟的發展放到戰略高度。

其次，零碳經濟、綠色經濟的戰略應該是一個遠期戰略。總書記做出重大承諾，中國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也說明了碳中和的實現絕非一蹴而就。綠色發展的理念一定要與我國的其他重要發展理念、發展舉措相互配合，而不能單向而行。

再次，零碳經濟、綠色經濟等綠色復蘇的目標，都需要我們進行戰略性的思維轉變，一些中短期的政策舉措和制度安排也要隨著變化，具體的政策舉措和制度安排上一定要出現新的創新。

“十四五”是國際力量加速重構期

中國要保持戰略定力

Q：您如何看待“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金融發展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如何未雨綢繆應對國際新形勢？

劉元春：首先，國際力量的對比出現了深刻變化，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而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將出現全面上揚的結構性變化。

在未來五年，這種變化將會改變目前大國博弈的不對稱格局，未來五年可能是大國博弈激化的一個窗口期。所以說，未來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復雜性可能會更為強烈。所以，此次公報也反復談到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的問題。

第二，大家會看到，后疫情時期，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將加劇，國際格局將更為復雜。此外，國際治理體系正處于加速解構過程，且解構之后又難以在短期之內得到恢復。因此，國際治理能力正處于加速耗散的過程當中。展望未來，多邊主義的力量可能有所削減，而區域主義或將持續上揚。

在這樣的國際形勢面前，各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地緣政治問題等一系列傳統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正在惡化。因此，我們未來可能也會看到世界的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還將持續，而得不到緩解。

所以我感覺，未來五年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加速重構期，是世界經濟動蕩的一個關鍵期。在這個時候，中國更要保持戰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作為我們的戰略新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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