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十四五”時期我國將大概率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據測算，到2024年底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可超過14000美元（見圖2），將邁過高收入門檻線。此次疫情將加速經濟進入中速增長平臺的進程，并帶動增長中樞進一步下調，“十四五”時期年均增速將下降至5.0%～5.5%左右（見圖3）。
我國經濟總量將更加接近美國并逐步實現趕超，“十四五”末期中美經濟總量的差距將顯著縮小，并將在2027年超過歐盟，在2032年超過美國（見圖4）。
“十四五”仍是我國金融風險易發多發期，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將進一步顯現，風險釋放的壓力將持續增大。
來源：新宏觀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
“十四五”時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度調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嚴重沖擊、百年奮斗目標邁向新階段三大背景，數字化、大國博弈、治理重構等力量推動經濟社會加速變革，世界經濟格局將深刻調整，我國的發展環境也將呈現階段性變化，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可能呈現以下十大趨勢。
一、全球經濟延續高債務低利率低增長態勢
疫情短暫沖擊可能演變成為持久性沖擊。疫情后需求恢復相對滯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新接續將會存在巨大摩擦成本，將對全球經濟帶來中長期擾動，可能使全球經濟陷入中長期“L型”或者“W型”衰退。
為對沖疫情沖擊，各主要經濟體出臺了一系列規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進一步推高全球債務水平，各主要經濟體很難擺脫“高債務、低利率、低增長”的模式，疫情期間的部分非常規政策可能成為未來一個時期的常規措施。預計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觀杠桿率將分別達到255%和270%，債務和經濟增長的缺口進一步拉大。
二、國際經濟大循環調整加快
預計“十四五”期間，世界經濟總體上呈現中國份額明顯提高、美國相對穩定、歐盟顯著下降的格局（見圖1），中、美、歐經濟占比將分別達到18.1%、21.9%和19.3%。
新一代信息技術進一步深化了全球產業鏈網絡化布局，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布局由成本至上轉向成本、市場、安全等多因素并重。主要經濟體、跨國公司預計將進一步調整其產業布局，在“市場開放優勢”與“國家安全需要”之間找尋新的平衡，進一步增強其產業安全性和抗風險能力。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散化、多中心化趨勢進一步加強，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生產網絡的內部循環強化，原有的“大三角循環”分工格局將發生重大調整。
圖1 美歐中占全球經濟比重（%）
數據來源：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測算。
三、全球治理向多極化方向加快重構
此次新冠疫情引發了國際社會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責，各主要經濟體更加“內顧化”，全球化遭遇回頭浪。全球多邊治理機制進一步削弱，區域和雙邊機制更加重要，各國間處理國際公共事務將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沖擊下美國加速“退群”，世界朝向“零大國時代”發展演進，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缺口可能會進一步加大。
新冠疫情顯現了市場在面對危機時采取有效的集體行動能力不足，進一步凸顯了國家能力的重要作用。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共識進一步減退，國家作用重新得到強化。“大政府”時代可能回歸，政府對市場直接干預將會更多，產業政策可能再次被重視。中美之間對抗將進一步加劇，并向多領域蔓延，各領域脫鉤的風險大幅上升。
四、國內經濟增長中樞下調但結構優化潛力巨大
“十四五”時期我國將大概率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據測算，到2024年底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可超過14000美元（見圖2），將邁過高收入門檻線。此次疫情將加速經濟進入中速增長平臺的進程，并帶動增長中樞進一步下調，“十四五”時期年均增速將下降至5.0%～5.5%左右（見圖3）。我國經濟總量將更加接近美國并逐步實現趕超，“十四五”末期中美經濟總量的差距將顯著縮小，并將在2027年超過歐盟，在2032年超過美國（見圖4）。
經濟結構將進一步優化，創新引領特征強化，消費需求仍將是帶動經濟的主要力量。“十四五”時期我國消費率將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60%左右，投資率將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40%左右（見圖5）。我國不斷累積的人力資本和不斷提高的科技創新能力，將成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創新引領經濟發展的特征更趨明顯。
圖2 “十四五”時期我國人均國民收入預測（美元）
數據來源：課題組測算。
圖3 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預測（%）
數據來源：課題組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測算，疫情尚未改變潛在增長率趨勢，2020年實際增速可能會明顯低于潛在增速，2021年后增速會逐漸向潛在增速回歸。
圖4 中美歐占世界經濟份額變化預測
數據來源：課題組測算。
圖5 我國消費率與投資率預測（%）
數據來源：課題組測算。
五、數字經濟成為國際競爭主戰場并引領產業變革
新一代信息技術改變了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數字經濟成為引領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和國際競爭的新戰場。課題組測算，2019年數字經濟對我國經濟的直接貢獻為6.6%，對經濟的間接影響達到11.0%，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助推器。同時，產業結構高端化步伐加快。服務業比重將繼續提高但擴張速度會有所放緩，制造業比重仍會維持在較高水平。
“十四五”時期，預計二產比重將由2019年的39%下降至35%左右，三產比重將持續提升至60%左右（見圖6）。在數字化帶動下，制造和服務加快融合，個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生產將逐漸成為主體形態。
圖6 三次產業結構趨勢預測
數據來源：課題組測算。
六、經濟社會復雜性提高導致風險管理難度加大
老齡化進入加速期，勞動力供給將繼續下降。到2025年，預計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將達到20.5%，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接近14.0%，勞動年齡人口將繼續減少2000萬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見圖7）。
與之伴隨的是，居民消費傾向降低，勞動力成本上升，居民儲蓄率降低，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費用負擔加重。“十四五”仍是我國金融風險易發多發期，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將進一步顯現，風險釋放的壓力將持續增大。此次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國醫療衛生體系、社會管理、應急管理等方面諸多短板和問題，將成為“十四五”時期補短板的重點。
圖7 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比重變化趨勢
數據來源：歷年統計公報和課題組測算。
七、要素集中化網絡化趨勢進一步加強
“十四五”末我國城鎮化率預計將達到65%左右，“后城鎮化時代”很可能提早到來，提高城市生活質量、社會保障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將成為城鎮化面臨的核心問題。要素進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區域集中化網絡化程度進一步提升。預計2025年超過100萬城市群人口占比達到32.5%，2035年接近40%（見圖8）。
城市群和基礎設施布局更趨網絡化，進一步提升資源空間配置效率。以此次疫情為契機，“十四五”時期我國將突出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前提，綜合考慮生產、生活、生態和安全的需要，推進一輪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治理改革，適度控制超大城市規模和密度，積極推進城市多中心、郊區化發展，建設網絡型城市。
圖8 我國超過100萬城市群人口占比變化趨勢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和課題組測算。
八、綠色發展比較優勢更加凸顯
“十四五”時期，隨著我國煤炭等能源消耗的下降，我國將總體處于污染物排放的“拐點”后階段，主要大氣污染物疊加總量的峰值極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現，預計到2030年前碳排放總量將可以達峰（見圖9、圖10）。
主要污染物排放達峰后生態環境壓力減小，綠色發展實現從外部性負擔到新競爭優勢轉變。生態環境將作為可創造財富的資源帶來發展增值，綠色發展將成為提升經濟發展效益和群眾生活質量的重要力量。我國綠色發展將從“運動式”走向“制度化”，并將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不斷創新國際綠色合作機制，推動全球綠色治理協作持續升級。
圖9 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和煤炭消費量變化趨勢
數據來源：《中國環境統計資料匯編1981-1990》《中國環境統計年報》《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
圖10 我國主要能源消費量達峰趨勢
數據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預測。
九、對外開放面臨更多非經濟因素影響
中美經貿摩擦可能走向常態化極端化，嚴重壓縮我國全面開放和發展空間。不排除美國采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對我進行全方位打壓，包括濫用“長臂原則”對我國部分企業實施“金融制裁”，扣押我國購買的美國國債，軟硬兼施拉攏西方國家強化“瓦森納協定”對我實施技術和相關產品禁運，將我排除出美元結算體系，拉攏其他國家對我國進一步孤立等等。
中美之間角力將伴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十四五”時期將是我應對中美摩擦并進行戰略性布局的關鍵期。疫情后“去中國化”力量更趨凸顯，產業鏈外遷壓力進一步增大。美西方國家對我技術和投資限制進一步增強，我國技術升級步伐可能進一步放緩，甚至存在被迫陷入“技術閉環”的風險。
十、伴隨中等收入群壯大收入分配調整進入關鍵窗口期
“十四五”期間，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有望提高2～3個百分點，社會財富積累將不斷增加，中等收入群體不斷壯大，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更趨明顯。按照世行標準計算，2018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占比已超過30%（見圖11）。
初步預計到2025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將超過5.6億人，國內消費市場將超過美國，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將成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優勢，并增大我國回旋空間。但也要看到，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長期高于國際警戒線且近年來有所回升，如果“十四五”時期這一趨勢得不到扭轉，收入差距長期保持高位，將加劇社會階層固化風險。
圖11 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測算
數據來源：課題組測算。
來源：發改大講堂
8月24日下午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召開。座談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等9位專家代表先后發言，就“十四五”規劃編制等提出意見和建議。言之有范現將各位專家關于“十四五”規劃的建議摘編并發布，以饗讀者。
林毅夫：推動“十四五”期間高質量發展的方法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
“十四五”規劃對我國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規劃，因為這是我國進入新時代以后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實現到2050年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實現兩步走戰略的第一個規劃，要為這個戰略目標的實現打下牢固的基礎。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不管在哪個發展階段，經濟發展表現出來的都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要不斷提高收入水平，有賴于現有的產業技術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涌現，由這樣來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同時，也要根據新產業新技術的需要，不斷完善硬的基礎設施，像電力、電信、道路、港口；以及軟的制度安排，像金融環境、營商環境、法制環境等等，來降低交易費用，讓技術和產業的生產力可以得到充分發揮。在利用這個機制來推動各地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時的基本原則，是各個地方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時，必須充分利用各個地方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并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用新的智能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的生產以及讓這種新的智能技術來加強營銷和創造新的業態，讓傳統產業能夠在新工業革命時代煥發新生，這是地方應該在“十四五”規劃期間努力去探索、去運用的。發展區域經濟是因為我們進入到高收入階段，它的產業跟技術的特性決定產業集群必須是跨地區的。在跨地區經濟區的發展當中，各個地方要根據它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發展產業當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階段，協調其他區域里面其他的城市，形成一個產業集群，變成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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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綱：展望“十四五”，在“變局”中找到平衡是重點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
制定“十四五”規劃要以平衡為重點，要保持好供給與需求、產業之間，金融和實體、區域之間等各種平衡關系，避免大的內傷，我國經濟就可以持續發展。在世界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下保持一定的平衡，我們就占有一定的優越地位，所以要更加突出各種平衡關系的問題。長期來講，我國經濟的發展仍面臨很多問題及挑戰，但同時挑戰也是機遇，只有繼續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才能在“大變局”中持續發展。
美國要美國企業回去，日本也提出補貼日本企業的分散化，一些生產能力要轉移到其他國家去，認為過去太過集中。現在，美國企業、歐洲企業、日本企業都看到，供給鏈不能太長、不能太遠這個問題，都要搞“中國+1”的分散化，企業供給鏈要“雙鏈管理”。產業鏈的調整是今后五年甚至十年發生的情況，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是我們進行“十四五”規劃時要充分考慮的問題。
城市化是“十四五”發展的重要支柱，現階段是城市化進一步深入發展的階段。我認為，這個階段城市化的特點就是城市群的形成，通過城市群的發展推動整個城市化進程和中國經濟的發展。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些城市群，在“十四五”期間，從政策層面應該鼓勵這些城市群進一步發展，包括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以及以省會城市為核心的小一級別的城市群都有大的發展潛力。中國的城市化完成了不到60%，還有巨大的潛力和非常長的前景。怎么使城市化進程更加健康、平穩、均衡，使得市場持續擴大，是我們下一階段著重考慮的問題。大灣區、大城市群、城市帶就是下一階段城市化的重要形式和重要方式。
江小涓：數字技術賦能疫情防控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向好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
近年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可以總結為長期趨勢和近期賦能兩方面。其中，我國數字經濟長期發展趨勢向好，一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二是新技術會提供發展新的支撐，三是產業互聯網發展提出的要求，四是制造業、服務業融合發展提出的要求。
短期賦能，一是數字技術在防控、抗擊疫情中間表現非常優異，二是近期新基建概念的加入和比較熱捧，三是我們可以啟動了新的服務需求，四是在這次防疫中間我們企業的能力和價值觀有了更多的展現，被更多的公眾所了解。
我們有發展數字經濟的突出優勢，我們人口多、國家大、產業技術好，有一批非常好的企業，在疫情中間又展示了它的數字技術的能力。數字經濟對我們疫后的復蘇、就業、消費的迭代、產業升級，我們服務業、制造業的融合發展，我們國際競爭力的提升，都有非常顯著的正向的影響。
在新一輪數字經濟中間，市場機制和市場主體要發揮主導作用。一是新基建和數字經濟領域的創新性。二是我們希望數字經濟領域中的企業都是從市場中間拼殺出來的，有很好的綜合能力和眼光。三是我們這些企業已經有足夠的力量，都是世界級的大企業，在新一輪數字經濟發展中能夠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
蔡昉：“十四五”京津冀協同發展面臨新形勢新任務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
過去的五年，京津冀協同發展從頂層設計走向實踐操作，實際效果看得見、摸得著。這也為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積累了一些寶貴的經驗：
一是堅持黨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領導，充分發揮我們國家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強化各級政府的責任。二是堅持用新發展理念引領京津冀協同發展，遵循先易后難的思路，建立協同發展機制，大力推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深入推進京津冀三地產業轉移、環境保護、交通一體化、科技創新等領域合作，著力解決教育醫療、大氣污染等百姓比較關心、影響切身利益的問題。三是打破行政分割，大力破除制約協同發展的行政壁壘和體制機制障礙，明顯降低要素流動、協同創新等方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建立促進產業轉移協作、生態環境協同治理等方面的激勵機制。
“十四五”時期京津冀協同發展將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交通一體化、產業升級轉移、生態環境保護、協同創新、基本公共服務提升、體制改革、區域治理等方面面臨一些新的任務。
新任務需要新思路。“十四五”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思路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用“推-引”結合的思路。二是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要用企業統一開發運營的思路。三是推動產業升級轉移要用開放協作的思路。四是生態環境保護要用立體治理、山海統籌的思路。五是北京科技創新成果向津冀就近轉移轉化要用協同創新體制改革的思路。六是推動京津優質公共服務向河北輻射擴散要用“互聯網+”的思路。七是全面深入推進體制機制改革要用分類對待、梳理比對和循序推進的思路。八是建立長期相對穩定的區域治理機制要用機構改革的思路。
王昌林：深化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內涵的認識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王昌林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內涵十分豐富，我們要準確把握其核心要義和基本要求，這是做好“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工作的基礎和前提。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大循環是指社會再生產全過程包括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往復循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指社會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帶動，對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循環具有較強的控制力。從國際經驗看，任何一個大國經濟或大型經濟體都是以國內需求、國內市場為主體的，外部需求和國際市場只是國內市場和國內需求的延伸和補充。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搞封閉運行。這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指國際循環不重要了，或者說國際循環重要性下降了，而是要更好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進一步提升開放水平。通過融入國際循環促進國內循環，就要用好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擴大進口，促進高質量使用外資，加強科技領域開放合作，提升國內供給質量，推動供需平衡暢通，讓中國經濟在開放中欣欣向榮。
國內國際循環是相互促進的統一整體。這是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一方面，要著力打通制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大循環梗阻，培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通過提升國內大循環水平更好促進國際循環。另一方面，要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通過國際循環更好促進國內大循環。
朱民：疫情背景下雙輪驅動中國經濟走向高收入階段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
2020年對于中國是一個特殊的時間點，是中國人均GDP從1萬美元走向1.5萬美元高收入階段的起點，當前2020年經濟的反彈和戰勝疫情的經濟要放到這個大背景之下來看。整個經濟結構在進一步轉化，進一步走向服務業，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低成為瓶頸，特別是非競爭性、非市場化的服務業。
所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尤其是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成為能不能邁向高收入階段、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問題。如何進一步推動中國走向高收入階段，這是中國人的期盼，是國家的希望，我們都希望進入高收入階段，人民生活更加富裕，而這需要改革開放+數字化智能化的雙輪驅動，迎接新經濟的到來。
面向現實，中國發展科技的基礎在于需求端良好、體量大、場景豐富；弱點是供給端的發展不平衡，應用層領先，基礎生態薄弱。但是中國有包括計算機視覺、圖像應用、自然語言處理在內的領先優勢。以領先優勢來帶動科技發展，從良好的需求端自下而上，可以通過大規模的數據和場景推動科研的發展。人工智能創造了一個完全嶄新的科研發展新路徑，中國會有很好的實踐，這也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對2020年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走向高收入階段發展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需要充分發揮抗疫過程中激發的反彈力、活力、戰斗力和凝聚力，推動2020年經濟強勁反彈。這個過程需要政府積極的配套措施給予支持，發揮市場和企業活力，完成202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任務。我們能打贏抗疫之戰，也能打贏經濟戰，在宏觀層面上繼續改革開放，大力推動經濟數字化和智能化，讓中國經濟在高起點走向高收入階段。
陸銘：“十四五”區域發展將迎制度紅利，問題關鍵在哪？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
我國的城市化和城市發展仍存在多方面滯后。與世界上處于同樣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化率偏低約10個百分點。
我國排名前30位的都市圈發展仍未達到與人口大國相匹配的規模。在城市中，有大約30%的常住人口是外來人口，有待市民化。在個別超大城市，非本地戶籍外來人口的一半已經居住超過5年，約20%居住超過10年。
所以，我們的人口集聚可加強。由于人口的空間集聚滯后于經濟的集聚，地區之間的人均GDP差距仍然巨大。在地理劣勢地區，相對于資源稟賦，人口過多，難以提高人均收入，農業規模化和現代化進程受到人口眾多的制約；同時，在發達的地理優勢地區卻存在勞動力短缺問題。
城鄉間和地區間更為自由的人口流動，可以對沖人口紅利總量下降的負面影響，有利于提高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效率，緩解城市，特別是發達地區的大城市的勞動力短缺。
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服務業占比將持續提高，可以創造大量就業，特別是有利于低技能勞動力充分就業和緩解貧困。我的建議是，要重點推進城區人口500萬以上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加快長期穩定居住和就業人群的落戶進程。
人口城市化，并向中心城市周圍的都市圈以及沿海地區集聚，是城鄉和區域發展的客觀規律。
所以還是要強化都市圈的增長極作用。在城市群發展進程中，根據規模和功能定位差異，圍繞中心城市建設半徑30~80公里不等的都市圈，以軌道交通連接起都市圈內的中心城市和周邊中小城市，強化其增長極作用。
我也建議加快實施以中心城市為帶動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戰略，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在發展中營造平衡。
張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
百年變局中最為關鍵的變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主要國家間的力量對比經過了不斷變化，逐步累積起的量變轉化成某種程度上的質變。國家力量大小可以通過很多指標來衡量，其中最綜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標可能還是經濟實力。就經濟實力而言，中國在過去的四十年里發展非常迅速。
技術突飛猛進既是百年變局的基本內容也是導致百年變局的基本推動力量。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特別是網絡信息等與數字相關的技術發展尤為迅速，從而引起了生產、流通、分配和就業等各領域的連鎖反應。
網絡技術發展和普及的一個明顯結果，是斷崖式地降低了通訊成本、大幅度拓展了傳播容量、大大加快了傳播速度，從而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獲取信息、接觸新觀念和相互交流溝通。隨著人們對自身權利認知的加深，對如何獲取這種權利路徑的明晰，隨信息技術發展而來的人們權利意識覺醒，已經成為當今時代演化的一個重要社會力量。
人口結構可細分為年齡結構和族群結構。當今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地經歷著人口老齡化，其中以日本和歐洲為甚。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新興經濟體，老齡化進程也已經開啟。人口老齡化涉及一系列問題，包括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政府的宏觀政策、一國的儲蓄與投資、老齡人口的政治態度與投票參與率等。
鄭永年：
疫情大大加深了人們對全球化的懷疑 中國應該發力“軟基建”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
疫情之后會是新的全球化階段，各國都會強化自己的“主權經濟體”，恐怕要回到80年代以前“有限全球化”的階段。這意味著，我們有一些產業鏈條可能要轉移出去，一些產品也可能要將主要目光轉向國內市場，這同時意味著制造業企業要在產業鏈上向上爬升、提高技術含量。
而在拉動經濟增長上，目前國內的思路大多還是圍繞著“GDP經濟”進行：一是投資新基建、二是發放消費券、三是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
但從新基建目前的體量來看，很難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有力增長點。
現在有些人有一種“技術烏托邦主義”，認為通過技術就能夠解決一切問題。這種想法很不成熟。全球每個國家都在投入研發技術，但真正占領技術高地的有多少？大量投入卻沒有技術產出的國家不在少數。這也是為什么國內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火車頭”還是在老基建上的原因，新基建最多只能作為一個發力點。
在我看來，中國這一輪發力的關鍵應當在于“軟基建”：通過發展醫療、公共衛生、教育、公共住房、醫院、老人院、都市停車場等等，增強社會軟實力。不解決“醫療、教育和住房”這三座新大山，窮人很難真正脫離貧困，中產階層就沒有制度基礎。
我們總是講拉動經濟要靠“三駕馬車”，但現在三駕馬車里面，外貿因為疫情沖擊還沒站穩腳跟，基建在經歷過去多年的大規模投資后已經出現邊際作用遞減。要拉動經濟，只能靠消費拉動，這就意味著要進一步減少貧困人口、壯大中產階級，使得消費力得到完善的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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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避險山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