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
如何在這新的五年里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如何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本期特邀前不久在經濟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發言的四位經濟學家，為“十四五”時期更好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謀篇布局、建言獻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樊綱：
深化改革消除“流動中梗阻”
“十四五”期間，國際經濟持續低迷動蕩的風險較大，我國國內經濟處在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做好宏觀經濟管理，保持各方面合理健康的比例關系，是保證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任務。
當前，疫情還在全球蔓延，國際經濟活動嚴重萎縮，個別國家對我國經濟進行惡意打壓，由此可能使得我國“十四五”時期面臨的外部環境充滿不確定性。同時，疫情導致國際上形成了“分散供應鏈”的需求，由此帶來的國際產業鏈的調整也會對我國產生一定沖擊。
面對這些挑戰，一方面，我國要高舉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大旗，修復被破壞的國際貿易體系，進一步開放市場，降低關稅，既擴大出口，也增加進口，進一步縮小貿易順差；同時要利用我國經濟“一枝獨秀”和經營環境不斷改善的有利形勢，進一步吸引外資，結成更為廣泛的經濟利益共同體。另一方面，要用好金融貨幣政策和外匯儲備，保持國際收支的平衡和匯率的基本穩定，防止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在進一步推進資本與金融賬戶開放的同時防范國際金融動蕩風險。
對于大國經濟來說，擴大國內需求至關重要。我國將在“十三五”期間消除貧困、擴大就業，實現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14億人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一萬美元的水平，為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需求打下了堅實基礎。“十四五”期間，我們要進一步進行體制改革，消除各種“梗阻”，讓資金流、物資流、信息流順暢循環；消費拉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形成良性互動，把滿足需求的各方面供給能力充分調動起來。同時，要提升低收入群體的就業與收入水平，他們的需求是國內市場穩定擴大的基礎。要繼續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推進公共服務城鄉一體化，減少居民的后顧之憂，擴大當前消費。
同時，要完善互聯網金融管理體系，從而更好地發揮互聯網在擴大消費信貸方面的作用。繼續鼓勵電商平臺的有序發展，降低各個環節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既擴大消費，又抑制通脹。要繼續發揮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基建”在保持內需平穩增長上的支撐作用；用好較大規模的國民儲蓄，為未來的長期發展打好基礎。城市化進程是擴大國內市場的重要環節，要在“十四五”期間使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都市群的建設初具規模，并在國內外兩個大循環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40年，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成功防止了經濟上大的波動，沒有出現經濟危機或嚴重的經濟失衡。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防止經濟波動首先要防止經濟過熱、防止出現泡沫、防止過度投機、防止杠桿率過高。在“十四五”期間，為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們要密切關注各個市場、各個產業以及宏觀整體的各種比例關系，防止出現嚴重的比例失調。政府、企業、居民三大部門的債務率要保持在合理區間。激發增長潛力，要以不出現經濟過熱，各種主要經濟比例關系保持均衡為前提和約束條件。資本市場要進一步改革完善監管制度，防止過度投機。住房市場要盡快完善有利于實現“房住不炒”的長效機制。在此前提下逐步取消各種行政限制手段，以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及時調整，既防過熱也防過冷，保持總供求的動態平衡。
由農牧業、制造業和除金融服務業之外的各類生產與生活服務業所構成的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實力的核心部分。制造業的發展是大國經濟的必由之路。在各國都認識到制造業的重要性，采取措施鼓勵“制造業回歸”的當下，我們更要采取正確和必要的政策支持和鼓勵制造業發展，特別是那些我們還存在大量短板的中高端制造業。同時要看到，產業結構的調整并不意味著要“驅趕”、排斥市場上仍有需求、能夠創造就業的各類制造業的發展。要使我們的產業政策、財政政策、金融政策進一步“下沉”、落地，更有針對性地促進實業的發展，確保在“十四五”期間制造業的比重基本穩定、生產性服務業的比重有所提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顧問 蔡昉：
保持居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
“十四五”是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關鍵時期。世界銀行定義高收入國家的標準大約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12000余美元。按照我國目前的潛在增長能力，“十四五”期間跨過這個門檻是有十分把握的。但是，踐行新發展理念，更應該以努力提高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為直接目標，這樣更有利于實現發展目的和手段的統一、公平和效率的統一、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的統一。
增加收入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和必然要求。1978年至2019年期間，以不變價計算的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了24.3倍。在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增長速度造成嚴重沖擊的情況下，我國仍然有望實現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9%，實現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的目標。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的衷心擁護，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充分認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幸福感和獲得感，都具體體現于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因此，保持居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應該在“十四五”規劃的目標和部署中占有重要地位。
增加居民收入也是創造和擴大消費需求的根本源泉，是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手段。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居民消費需求具有巨大的潛力，也是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關鍵，需要以居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為前提。
改革開放以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與GDP增長步伐總體上是一致的，但不同時期的同步性有所差異。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GDP增長領先于居民收入增長；本世紀以來，兩者的同步性顯著提高；黨的十八大以來，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超過了GDP的增長。未來我國經濟增長仍將保持在健康合理區間，只要保持這個同步關系，居民收入就可以實現期望的增長。
經濟社會發展對公平和效率都有要求，兩者之間卻不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長的關系，踐行新發展理念和轉變發展方式將促進兩者的有機統一。我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轉變既有共享發展的目標要求，也有經濟增長創新驅動的途徑要求。創新的核心是提高生產率，需要在一個市場主體充分競爭、優勝劣汰的環境中進行。只有社會政策能夠充分托底，并保障職工的基本生活不因部分企業在競爭中失敗而受影響，這個創造性破壞的機制才是積極而有效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經驗表明，在社會支出與GDP比率（體現社會保護水平）和勞均GDP（即勞動生產率）這兩個指標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更大力度的再分配有利于消除優勝劣汰的后顧之憂，提高企業效率和社會生產率。
提高人民福祉是長期的、沒有終點的任務，既需要以只爭朝夕的節奏，按照連續不斷的新起點要求盡力而為，也要著眼于特定發展階段的國情特點，量力而行和持之以恒，保持收入提高的可持續性；既要通過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更加充分的就業，使人人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增加勞動收入，也要把提高勞動生產率作為增加收入的根本手段，把收入提高建立在更扎實的社會生產力基礎上。
40余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的低收入狀況和貧困面貌，城鄉居民先后進入溫飽階段和基本實現小康社會階段，即將迎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標志，便是消除了城鄉的絕對貧困現象，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在“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斷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將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征程中，在2035年把人民生活提升到一個更加豐裕的水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打下堅實的基礎。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陸銘：
促進各生產要素合理高效集聚
隨著“十四五”即將開啟，從中央到地方都在著手制定相應的規劃。在實踐中，如果沒有對于未來城市人口的科學理解和預測，既有可能在人口流入地出現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應不足，限制城市的發展，又有可能在人口流出地造成公共投資過度等問題，令城市背上沉重的負擔。
對城鄉人口的規劃誤區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第一，任何一個城市的人口增長趨勢都是由整個國家的人口空間分布決定的。但在現實中，人口規劃一般以城市管轄范圍為界，從而忽視了城市體系的客觀規律和不同規模城市之間的相互聯系。第二，在國家層面，曾經對于城市間人口規模的差異缺乏科學的理解，從而希望人口較均勻地分布，使得城市發展的政策難以跟上經濟規律所主導的人口遷移。第三，在地方層面，人口流出地有擴大本地人口規模的動機，而人口流入地則擔心人口快速增長帶來城市病，以及流入人口對于公共服務資源的分攤。
經濟和人口的空間集聚和平衡發展并不矛盾。一方面，在規模經濟效應的驅動下，人口城市化并向中心城市周圍的都市圈以及沿海地區集聚，是城鄉和區域發展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人口流動的結果是城鄉地區間實際收入和生活質量趨同。具體來說，當區域間存在收入差距時，勞動力從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使得欠發達地區的人均資源擁有量（如土地、礦產等）提高，從而推動欠發達地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發達地區因為人口流入，使得勞動力市場供給充足，工資上升速度放緩。在這兩種效果的共同作用下，人口流動會導致區域間人均收入差距縮小，而收入差距的縮小反過來又會削弱人口流動的動力，最終地區間人均收入和各城市的人口規模都達到“空間均衡”的狀態。
世界上主要的發達經濟體均實現了人口和經濟的高效集聚，同時也實現了城區和區域間的人均GDP和生活質量的平衡。相比之下，我國的城市化和城市發展仍存在多方面滯后。數據顯示，與世界上處于同樣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化率偏低約10個百分點。在國際上，人口越多的國家，其大城市（或都市圈）人口規模越大。相比之下，我國排名前30位的都市圈發展仍未達到與人口大國相匹配的規模。與此同時，由于長期存在人口在城鄉間和地區間流動的制度障礙，城鄉和地區間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差距仍然較大。
為了順應區域和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減少我國當前城市人口空間分布存在的不合理之處，建議加快實施以中心城市為帶動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戰略，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在發展中營造平衡。
第一，加快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當前，我國城區人口在500萬以下的城市的戶籍制度已經全面放開，但城區常住人口在500萬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的戶籍制度仍有所保留。在“十四五”期間，城區常住人口在500萬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應是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建議大城市降低落戶門檻，以實際居住和就業的年限為主要標準作為落戶條件。特別是對于長期穩定居住和就業超過一定年限的外來人口，要加快落戶進程。
第二，打破行政邊界，圍繞中心城市大力發展都市圈。首先，要推動土地制度改革，破除城市土地利用的邊界束縛，加強大城市與周邊地區在公路和軌道交通連接等方面的合作，同時著重開發軌道交通沿線地帶，形成都市圈范圍內網絡狀的高效率的空間發展狀態。其次，要強化大城市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激勵，發揮各城市的比較優勢，在產業結構、資源整合等方面實現優勢互補，形成中心大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緊密連接、共同發展的態勢。
第三，在區域協調發展方面，應當尊重人口流動的客觀規律，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要轉變欠發達地區政府的考核方式，建立以人均收入和生活質量為主的考核體系。欠發達地區要立足本地的比較優勢，著力發展現代農業、旅游業、自然資源等產業。隨著人口逐步流出，提高人均資源擁有量，提高本地人均收入。在人口流出地做減量規劃，公共服務適度地向中心城區集中。最后，發達地區特別是特大、超大城市要提高對人口流入的科學認識，在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的同時，優化土地、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供給的數量、質量、結構與布局，適應人口增長態勢，提高城市的宜居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張宇燕：
高水平對外開放為世界經濟提供更強動力
“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一方面，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政治、經濟、科技等格局面臨深刻調整，我國將面對更多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我國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既有多年發展積蓄的寶貴優勢，也有各項改革發展不斷推進的艱巨任務。這些因素既為我國今后五年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帶來一系列新機遇，也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戰。如何深刻認識并把握新變化，順應大勢實現轉危為機、危中尋機，是今后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必須應對的重要課題。
我國步入新發展階段，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未來五年，我國仍處于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鑒于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我國發展動力更多取決于自身的經濟績效和政策選擇。當前，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萬美元，城鎮化率超過60%，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斷提高。隨著中國經濟自身稟賦有效配置和內需潛力不斷釋放，國內大循環活力愈加強勁。
我國具有獨特的制度優勢，經濟發展穩定向好，人力資源豐厚，市場空間廣闊，具備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多方有利條件。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增強信心，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全面打造未來發展新優勢。
改革是我國在“十四五”時期實現更大更優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實現新目標的動力源泉。今天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發展、爬坡過坎的關鍵期，必須以更大的勇氣、更多的創新去大膽探索，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十四五”時期，改革涉及的領域非常多，我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創新能力無法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的問題，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問題，民生保障和社會治理的短板弱項等都需要拿出更大的智慧和勇氣去一一解決。
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后。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構建新發展格局絕不是關起門來自己搞建設，而是打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近年來，經濟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風，很多人對全球化有疑慮，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但是應該看到，世界經濟已經深度依存與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經濟全球化是各國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大勢所趨。“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以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對外開放格局，堅定不移地推動經濟全球化順利通過當前所處的崎嶇階段。
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基本途徑之一，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與完善，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要做到這一點，我們要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帶動更多國家更大規模的開放，在開放中推動和引領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完善，在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規則基礎上，把龐大的國內市場與全球市場更緊密地聯系起來，實現兩個市場之間規模更大、效率更高、動力更強的良性互動。
需要強調的是，越開放、越發展，越要注重安全。在實現高水平開放中確保國家安全，已成為加快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新格局的基本內涵。“十四五”時期，要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發展體制機制，切實提升自身競爭能力、開放監管能力、風險防控能力，堅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