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劉元春

“十四五”時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承前啟后的關鍵五年，是在“兩個百年”交匯期進行戰略深化和戰略轉型的關鍵五年，也是我國第一次將社會主義現代化概念落腳到規劃之中。基于發展目標，對“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困難進行分析、研究解決辦法，這將有利于實現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戰略從“十三五”向“十四五”進行全面的轉換。

需要重點突破的

中長期挑戰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變期和中華民族崛起的關鍵期決定了我們必須統籌發展與安全，必須實現發展質量、結構、規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統一，必須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戰略基礎，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明確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把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我們認為如下幾點將成為“十四五”時期需要重點突破的中長期挑戰。

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穩步邁向高收入國家。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很重要的一個背景在于，很多國家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過程中，都出現了資產泡沫化、產業空心化等問題，這些問題使得國家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實力不僅沒有得到提升，反而走向弱化，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全會提出“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也是近幾年中國金融戰略和產業發展戰略的一個核心基點。

二是適應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時代的特征，更加強調內生動力和安全的維度。特別是對于中美之間的博弈，如何克服目前這種不對稱博弈所帶來的沖擊、如何能夠全面突破來自美國的封鎖和戰略遏制，這在未來五年是一個核心關鍵點。外貿依然是中國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整個經濟全面升級、全面提質的核心動力源之一。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未來五年，有可能是逆全球化、單邊主義、孤立主義、民粹主義全面興起的時代。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能過度依賴以外需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需要更加注重培養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

三是統籌發展與安全。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關系，讓我國的基本盤更堅實、更具彈性和韌性，確保不發生影響現代化進程的系統性風險。全會把安全發展貫徹到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在經濟方面的集中體現有三點：第一，對于關鍵技術、核心技術要進行自我發展、自我研究，要突破目前卡脖子的問題；第二，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牢牢抓住國內需求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來進行相應的戰略布局；第三，我們要更加重視考慮防范一些極端現象的出現。大國經濟發展必須要把安全問題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對于擴大開放過程中的安全性，對于國際風險的把控能力，必須要與經濟發展的規模、速度相匹配。

四是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在全球貿易環境仍具有極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我們不僅僅要強調對外開放的效率、規模、速度，還要強調開放的安全，要有新的安全觀。這個安全觀要求我們在外貿的結構和產業布局上要有新的舉措。首先，在關鍵技術、關鍵零部件的生產方面，必須要在國內進行布局，而不能簡單、持續地依賴歐美發達國家。其次，我國的各類產業要在全球進行布局，而不能簡單依托于歐美的需求。我們必須要依托“一帶一路”倡議，依托高質量共建，開辟新的市場和增長極，要在暢通國內大循環、技術提升、管理提升的基礎上，打造我們新的競爭力。

五是關鍵領域的改革必須要全面實施、保證落地，真正激發各階層微觀主體的積極性。在全會公報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被放在了核心位置。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關鍵在于政府的改革，必須要通過構建服務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數字政府，讓政府的定位和管理職能發生根本性改變，進而優化營商環境。另一個核心點是要素市場改革。我國產品市場改革已經基本完成，但是要素市場改革還沒有完全破題。事實上，近幾年的改革計劃，尤其是今年4月份出臺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已經將要素市場改革作為重中之重。

六是社會發展相對于經濟發展還比較滯后，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一些民生領域反映比較突出。這方面有兩個關鍵問題：一是要進一步提高社會福利體系的覆蓋性；二是要全面加強全國的統籌性。實際上，由于地區差異、部門差異，“分割式”的再分配工具有些時候反而成了一個不公平的新源頭。“十四五”發展目標提出，民生福祉要達到新水平。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十四五”時期，需要圍繞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平衡積極作為，特別是補齊社會發展的“短板”。“十四五”時期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需要在收入分配、民生建設、公共服務等一系列領域有突破性進展，如加速推進城鎮化、社保體系改革尤其是養老體系改革。

七是真正改善收入分配的兩極化現象，縮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和區域收入分配差距。使中等收入階層能夠明顯擴大，才能激發潛在的消費能力，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再分配改革分為幾個層面：其一，初次分配的改革，是要改變目前個人工資收入、企業利潤、政府稅收這三者之間不合理的比例格局，要在工資形成機制、利潤分配機制和稅收體系方面進行一系列改革。其二，再分配體系的改革。首先是不同收入階層的改革，必須對高收入階層、對資本利得進行征稅，要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其次，要完善整個社會福利體系，使更多低收入階層能夠享受到有效的、充足的社會保障。最后，再分配體系中，還要對稅收工具進行深化改革，特別是要在財產稅等方面做大文章。要從目前的流轉稅向財產稅、所得稅進行轉移，并且所得稅遞進的層級要有所提升。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是觸動深層次利益結構的改革。如果我們要實現2035年的遠景目標，現在就要在戰略上進行全面設計。

八是應對全球化紅利持續快速下滑、傳統人口紅利和工業化紅利的大幅逆轉。疫情暴發和中美經貿摩擦之前，全球經濟增速的持續放緩已經決定了全球化紅利出現了大幅下滑甚至趨于耗竭的跡象，外部環境的惡化具有中長期性。同時，人口老齡化加速和農業勞動力轉移放緩，決定了傳統人口紅利和工業化紅利趨于衰竭。隨著2021年中國步入經濟常態化之后，趨勢性下滑力量的逐步顯化帶來的潛在增速下滑將再次成為主導性因素。疫前在影響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幾大趨勢性力量中，除了制度性因素見底回升并帶來TFP（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其他幾大因素并沒有步入新的平臺期，依然處于回落階段。隨著疫后經濟逐漸回歸常態化增長軌道，經濟增速換擋力量的顯化將開始發揮主導作用，潛在經濟增速的下滑又將成為實際經濟增速下滑的核心因素。

應對建議

應對未來風險挑戰，中國需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們也必須搶抓疫情期間我國經濟率先復蘇窗口期。

第一，在戰略層面，科學設定“十四五”及2035經濟增長目標，并通過改革和結構性大調整，提升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使未來15年經濟增長的中樞提升到合意的4.8%以上。按照人民大學團隊測算，只要我們對要素市場改革進行75%的深入改革，未來15年年均增速可以提升0.72個百分點，達到5.03%；如果要素市場改革進展到90%，那么潛在經濟增速將提升2.4個百分點，達到6.6%左右的水平。雖然這種測算是一個理論上的參考值，但足以說明中國只要通過利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戰略來調整、重構、深化過去的各種戰略，我們完全可以較大幅度提升潛在增速，進而滿足收入翻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4.8%合意增長速度。

第二，在總體政策定位上，2021年依然需要保持相對寬松的政策，特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組合，在超常規紓困政策退出的同時，利用常規性擴張政策填補政策力量下滑的空缺，再回歸“六穩”培育國民經濟循環的內生動力。

第三，在擴大內需、挖掘內需潛力方面，需要有一攬子綜合方案。這個方案不能夠簡單地等同于凱恩斯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而必須真正從擴大內需戰略的層面展開，需要中長期的改革方案、中期的戰略調整方案和短期的政策方案相配合，這就要求我們從制度層面、機制層面和政策層面來進行多維調整。因此，在完成了脫貧攻堅目標和解決相對貧困時期的主要矛盾之后，需要重點推出中產階層倍增計劃，從數量倍增和收入倍增兩個維度展開。今年前三季度，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下降6.4%，但個人所得稅逆勢增長7.3%，而個稅承擔主體是中等收入群體，這說明稅制安排在收入分配層面還沒有起到逆周期調節的自動穩定器作用。

第四，在激發市場活力方面，對于各類微觀市場主體積極性問題需要繼續保持高度關注，特別是目前民營企業投資激勵問題，以及地方政府一些官員存在為官不為、能力不足等問題。如何在這方面做足文章，使民營企業家投資信心、居民消費信心、社會投資空間進一步提升，依然是我們未來需要解決的最為重要的幾個微觀結構性問題。